深度解读：禁令能否遏制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毒害？

背景概述

近期，英国财政大臣凯米·巴登诺克（Kemi Badenoch）提出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禁用社交媒体的方案，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，引发舆论热议。支持者认为，社交平台已被证实与青少年焦虑、自毁倾向以及自我形象危机高度相关；反对者则担心，此举只是治标不治本，且可能侵害青少年的表达权利。

社交平台的结构性问题

• 商业驱动的注意力经济：大多数社交应用通过推送算法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，故意放大情绪波动，以获取广告收益。
• 功能设计的隐蔽风险：定位服务、"连击"（streak）机制以及基于点赞的社交排序，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制造比较焦虑和社交排斥感。
• 内容生成模型的滥用：如Grok等AI工具可按需生成儿童色情或极端宣传图像，监管缺口让这些危害更易传播。

年长世代的隐形危害

文章特别指出，网络危害的主要推手并非青少年本身，而是大量成年极端分子——从托米·罗宾逊到凯莉·霍普金斯——利用平台放大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。这些账号的影响力往往远超任何青少年用户，形成了信息生态的结构性失衡。

仅靠禁令无法根治的理由

1. 平台责任未落实：即使未成年人被禁止注册，平台仍可通过账号共享、家长代为登录等方式继续触达青少年。
2. 法律执行成本高：监管机构需要监控海量账号，且跨平台的技术手段难以统一标准。
3. 教育与数字素养缺失：缺乏系统的网络安全教育，使得青少年缺乏辨别有害信息的能力，禁令并不能提升他们的自我防护水平。

可能的综合解决路径

• 强化平台监管：要求社交媒体在算法透明度、未成年人安全模式以及有害内容快速下架方面进行强制性审计。
• 立法聚焦行业责任：将平台的商业模式与公共健康责任捆绑，设定违规高额罚款。
• 提升全社会数字素养：在学校课程中引入网络心理健康教育，并通过公共媒体普及成年人的信息辨别技能。
• 多方协同治理：政府、企业、学术机构以及家长组织共同制定“网络安全生态图”，明确各方职责与合作机制。

正如作者所言，单纯让12岁的孩子关机，甚至让家长设置屏蔽，都是在把资本主义的道德真空转嫁给个体。只有从根本上约束平台的盈利逻辑、遏制成年人的有害传播，才能真正为青少年创造健康的数字成长环境。

结语

禁令或许能在短期内降低部分风险，但若不同步推进监管改革、平台自律和数字教育，仍难以摆脱“把问题转嫁给下一代”的循环。政策制定者亟需把焦点从“谁使用”转向“谁设计、谁传播”。